前言

蛋白藥物具有誘導免疫原性的潛力，其后果可能影響療效甚至危及生命。生物治療的新模式，如抗體偶聯(lián)藥物（ADC）、融合蛋白和聚乙二醇化都會攜帶非天然的人類蛋白質序列和／或結構基序，可能增加其免疫原性風險。因此，需要全面的風險評估、策略和分析來監(jiān)測和表征ADC和其他生物治療的免疫原性，以預測和了解潛在的臨床效果。

ADC由單克隆抗體（mAb）通過穩(wěn)定的連接物共價連接到細胞毒性劑，其結合了單抗對腫瘤細胞表面靶抗原的特異性和細胞毒性藥物的高效性。雖然目前的ADC使用人源或人源化的單抗和小分子有效載荷，但與治療性單抗相比，其半抗原樣結構可能會增加其免疫原性潛力。

抗藥物抗體（ADAs）可以針對ADC中的不同結構域，如mAb表位、mAb新表位、接頭和細胞毒性劑。如果大的ADC－ADA免疫復合物被非靶向免疫細胞攝取而導致細胞死亡，則抗細胞毒性劑的ADAs存在潛在的安全風險。

人們普遍認為，評估生物治療藥物免疫原性所遵循的行業(yè)慣例和監(jiān)管指南可適用于ADC。ADC免疫原性評估的關鍵是風險評估、適當?shù)臋z測和ADA結構域特異性的附加特征。免疫原性風險評估包括與患者和產品相關的各種已知因素，這些因素可能影響到藥物的免疫原性以及免疫反應的潛在后果。對于ADC，該風險通常被認為高于治療性單抗。

基于風險評估，這里對在11個臨床試驗中對8個ADC藥物進行了免疫原性數(shù)據分析，這些臨床試驗涉及一系列實體腫瘤和血液學腫瘤適應癥。對于每個ADC，基線時ADA的發(fā)生率、治療后的發(fā)生率和免疫反應的其他特征進行了評估。

ADAs基線發(fā)生率

從所有ADC研究中獲得的ADAs數(shù)據的基線發(fā)生率來看， ADAs的基線發(fā)生率在1．4％到8．1％之間，這處于其他單克隆抗體衍生生物療法報告的范圍內，包括ADC藥物Kadcyla。                    

在這8個ADC抗體的臨床研究中，這些抗體不太可能與ADC的其他成分有關。此外，在所評估的8個ADC中，未經治療的患者群體樣本中的背景信號與來自健康志愿者的混合血清對照信號相似。

ADC治療后ADAs的發(fā)生率

基線后ADAs的發(fā)生率在0到35．8％之間，以血液腫瘤為靶點的ADC患者比以實體瘤為靶點的ADA患者要少，總共169例中有8例，而實體瘤459例中有83例，這可以歸因于血液腫瘤患者的免疫殺傷。

然而，ADA的發(fā)生率也有一些例外，例如ADC C靶向漿細胞的ADA發(fā)生率為25．9％，而黑色素瘤的ADC G發(fā)生率為0％，但患者接受糖皮質激素作為治療的一部分，具有已知的免疫抑制作用。

對ADC A和I也進行了一些研究， ADC A只在一項研究中只有一名患者出現(xiàn)了治療誘導的ADA。而關于ADC I，研究中ADA陽性患者的數(shù)量在5到18之間，相應的ADA發(fā)生率在20．8％到32．0％之間。此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I期研究中，卵巢癌患者ADA發(fā)生率高于肺癌患者，分別為31．0％（9／29）和16．4％（9／55）。在II期研究中，卵巢癌患者也觀察到ADA發(fā)生率相似。

TMB作為生物標記物的應用與挑戰(zhàn)

對于在這里評估的八個ADC，大多數(shù)ADA是針對ADC的mAb結構域，范圍在86％到100％之間。這些結果與Adcetris（brentuximab－vedotin）的結果相似，Adcetris與本文介紹的八種ADC具有相同的接頭和毒性藥物。

總的來說，這些數(shù)據表明，與傳統(tǒng)的治療性單克隆抗體相比，在大多數(shù)患者中，這些ADC的半抗原樣結構似乎不會增加其免疫原性風險。

至于ADA水平，這些ADC的總滴度范圍很廣，從小于1．30到4．92滴度單位，所有ADC的平均滴度超過2．50滴度單位。

對于治療誘導的ADA發(fā)生時間，顯示ADAs的發(fā)生在所有ADC中是可變的，ADA發(fā)生的時間范圍在3到42周之間。此外，8個ADC中的6個在開始治療后3到6周內有60％以上的患者出現(xiàn)ADAs。                  

所有ADC的大多數(shù)應答都是持續(xù)的，ADC H和I的瞬時應答最高（分別為43．8％和34．1％）。然而，在腫瘤學研究中將ADA反應分為持續(xù)性或短暫性可能會產生誤導，因為治療時間通常較短。事實上，對ADA陽性反應的更詳細的數(shù)據評估表明，三個ADC（ADC F、H和I）的ADA陽性率較高。

652例患者中有33例在基線檢查時已有抗體，其中3例ADA反應增強。這三名患者的ADA滴度隨時間變化， 基線滴度在1．89到2．71之間，而基線后滴度在2．50到4．10之間。3名患者中有2名在治療后的第一個基線后時間點出現(xiàn)ADA峰值，出現(xiàn)增強反應的時間范圍為3至9周。所有患者最后一個時間點的ADA水平均低于峰值水平。ADA結構域特異性在基線和基線后時間點保持不變。

ADA對其它臨床數(shù)據的影響

免疫原性是蛋白藥物臨床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數(shù)據應在其他因素（如療效、PK和安全性）的背景下進行評估。這里我們集中在產生ADA的患者數(shù)量較高的三個ADC，即ADC F、H和I，分別有19、16和43名基線后ADA陽性反應的患者。

ADC F的ADAs的發(fā)生率為35．8％（19／53），18例患者為治療誘導型ADAs，1例為治療增強型ADAs�？偟膩碚f，與沒有產生ADC F抗體的患者相比，在PK、安全性或療效結果方面沒有觀察到差異。此外，ADA滴度對這些患者的PK有影響，但先前在食蟹猴中已有報告。

至于ADC－H，ADAs的發(fā)生率為25％（16／64），所有16例患者都有治療誘導的ADAs。與ADCF相似，一些ADA滴度較高的患者的總抗體波谷水平低于ADA滴度較低的患者，但總的ADA滴度較高的患者與總抗體水平較低的患者并不對應。

ADCⅠ共有43例患者出現(xiàn)ADAs，41例患者誘導，2例患者增強。值得注意的是，7名患者（包括2名ADAs增強患者）在一個或多個低谷時間點的總抗體水平低于檢測水平。但仍需要進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得出結論：ADA滴度對這些患者的PK有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高ADA滴度值（?4．00）對食蟹猴trastuzumab ADC的PK曲線有顯著影響。

從已上市ADC獲得的有限數(shù)據表明，ADAs對臨床結果的影響很小。Adcetris有37％的ADAs發(fā)生率，持續(xù)陽性ADAs患者的輸液反應頻率較高，導致兩名患者停止治療。ADAs與Kadcyla的發(fā)生率為5．3％，ADA的發(fā)展似乎對安全性、PK和療效沒有影響。在一期研究中，Mylotarg有一些ADA陽性患者，其中一例出現(xiàn)了與ADAs相關的短暫性呼吸急促。在目前推薦的劑量方案下，臨床試驗中未生成Mylotarg的額外免疫原性數(shù)據。在Besponsa的臨床試驗中，ADAs的發(fā)生率為3％，對ADC的清除率沒有影響。

小結

在11個臨床試驗的廣泛的腫瘤適應癥中，8個vc－MMAE－ADC的ADAs發(fā)生率在0－35．8％之間。大多數(shù)ADA反應是針對ADC中的mAb結構域，這表明半抗原樣結構在產生針對這些ADC的免疫應答中只起了非常小的作用。這些結果強化了這樣的事實，即分子結構是生物療法免疫反應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盡管這里的8個vc－MMAE－ADC的數(shù)據表明，隨著項目進入臨床開發(fā)的后期階段，風險可能會降低，但是對于可能使用不同的接頭和更強力的細胞毒性藥物的新型ADC，仍然建議采用保守的方法。此外，隨著預測性免疫原性工具的使用越來越普遍，它們將提供額外的信息，以納入ADC和新型治療方式的風險評估和免疫原性策略中。

參考文獻：

1．Immunogenicity of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observations across 8molecules in 11 clinical trials． Bioanalysis． 2019 Sep；11（17）：1555－1568．

       原文標題 : ADC藥物的免疫原性